漂流之島-解殖與民族主義論述的困局:

Duany , J.<Nation on the move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Puerto Rico and diaspora>.

 莊靜宜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多元所碩士班

一、前言:

        本篇文章由任教於波多黎各大學的Jorge Duany所撰寫。文章分為兩大部分,第一:作者試圖分析波多黎各島上知識份子關於民族主義論述的發展;第二,作者提出島上民族主義論述應將往返於美國的波多黎各人及其後代(作者稱之為diaspora)納入考量。作者試圖以波多黎各diaspora的經驗挑戰Benedict Anderson關於「民族」(nation)的定義。最後,基於波多黎各diaspora的特殊經驗,作者提出Nation on the move此一概念,用以描述波多黎各人流動、混雜的認同,並依此解構傳統定義之下民族主義的論述。

        本篇書評將依兩大部分論述之,第一,由於本篇文章多處所提的經驗與台灣有其相似之處,因此將會對波多黎各與台灣兩座島嶼的經驗作一比較分析,提出其相似與差異之處;第二,本部分將針對文章論述之內容作一批評及回應,針對Jorge Duany試圖以波多黎各diaspora的特殊經驗來突破Benedict Anderson關於「民族」(nation)的定義,筆者試圖討論Jorge Duany是否真的成功的挑戰Anderson關於「民族」(nation)的定義?

        最後,藉由這樣的討論,我們將可發現要脫離殖民的狀態,以及發展民族主義論述,不論是在波多黎各或是台灣,都面臨著十分難解的困局。

二、漂流之島:波多黎各與福爾摩沙[1]

        本段將先論作者所提出的波多黎各經驗,再參照台灣的經驗,提出相似及差亦之處。

(一)、Hroch民族運動三階段的啟發

        捷克學者Miroslav Hroch[2]將民族運動區分為3個階段:A(文人知識份子)àB(政治菁英)àC(大眾),其論述為現代民族的發展,通常都是始於知識份子的論述,替爾後的民族認同奠下基礎。

對照於波多黎各的經驗,自1930年代一群文人知識份子提出〈The Generation of 1930〉,基於五點前提定義其民族主義論述;1934Antonio Pedreira著述《Insularism》(島嶼主義)[3],提出3點試圖回答“what are we?”這3點為:1.文化2.種族3.地理。尤其第3點地理的孤立,Pedreira特別強調波多黎各島孤立的島嶼性。至20世紀晚期,文人知識份子的民族主義論述已成為官方版本,然而,1998年的獨立公投仍宣告失敗。對照於Hroch民族運動3個階段,似乎波多黎各文人知識份子與政治菁英的動員,無法激起民眾建立民族國家的認同,亦即由AàB,至C宣告失敗。也因為政治動員的失敗,本土的知識份子由政黨政治轉向文化領域的競爭,繼續強化以及重建波多黎各的民族文化。似乎從AB又折返回A

        相較於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蕭阿勤[4]認為80年代末期許多本省籍作家宣稱他們在60年代的作品已具備台灣意識的覺醒(亦即A階段),並且激發後來的政治反對運動(亦即B階段),因此,若依照這些作家的觀點,台灣民族運動階段似乎符合Hroch所提AàBàC。蕭阿勤認為這些本土作家在60年代的作品服膺於當時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的氛圍,並不符合A階段的條件。因此蕭阿勤認為台灣的模式應偏向是BàAàC。當然,因為台灣至今尚無獨立公投,我們也很難論定AàC階段的成立與否。

        總結此段,Hroch的模式並不適用於波多黎各的經驗,依據蕭阿勤的觀點,同樣也不適用於台灣的經驗。但從波多黎各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確認的是,既使從1930年代文人知識份子不斷努力的建構波多黎各的文化、種族、語言或歷史的特殊性,縱使歷經超過半個世紀的推動而成為官方版本,但並不代表大眾會因此而激發出民族認同而尋求政治上的獨立。因此,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何波多黎各民族主義的論述無法引起大眾的共鳴?其因素為何?

(二)、傳統民族主義論述的侷限

        波多黎各文人知識份子所提出的民族主義論述基本上可分為兩派,第一,承襲Antonio PedreiraInsularism》(島嶼主義)一書的觀點,亦即波多黎各基於文化上、種族上以及地理上的孤絕,因此與美國是不同的。第二,後現代主義派,針對第一種論述提出批評,認為太過強調波多黎各民族主義的建構,將會忽略波多黎各內部的差異,亦即排除在地黑人以及古巴和多明尼加移入者的權益。當然,Jorge Duany認為傳統民族主義的論述也排除了離散於美國disapora的經驗。由於Jorge Duany對於disapora著墨甚多,應另闢小節討論為佳。

        第二派的看法似乎與反對台灣民族主義論述者論點相似[5]。最常聽到的說法即是,台灣民族主義等同於「大幅老沙文主義」,只注重所謂「閩南族群」的語言、文化及歷史的保存,往往忽略台灣內部還有性別、族群(客家、外省人及原住民)、移入者(外籍新娘及新台灣之子)、階級的差異。在此,先呈現關於波多黎各黑人及古巴和多明尼加移入者的看法,與台灣的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

        首先,波多黎各的知識份子對於在地黑人的態度是矛盾的。為了相異於美國,他們承認黑人對於當代波多黎各文化的重要性,認為應將來自非洲的黑人根源納入Creole[6]的文化中。但是,在傳統的民族主義論述中,他們又時常將黑人排除在外,也經常污名化黑人。最偏激的說法即是,成為黑人是異於國家認同(being black is alien to national identity)。若將此處的黑人類比成台灣泛稱的原住民,有其相似與相異處。相似處為台灣民族主義者在血統上為了區辨於中國,同樣的也將比例不到台灣人口2%的原住民納入論述的重點,此外,並提出台灣人身上流著平埔族人的血液,因此與中國人是不同的民族。另外,台灣人對原住民也存在矛盾的心態,亦即污名化原住民,過去教科書常再現原住民愛酗酒、不儲蓄、不勤勞……等等。相異處是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急切的將原住民納入論述之中,以利於建構民族認同,因此,與波多黎各認為黑人是異於民族認同是非常不同的態度。

        其次,波多黎各人對於古巴以及多明尼加移入者的態度多半是刻板印象,他們認為,整體而言,古巴人是不誠實的、自私的;而多明尼加人多是偷渡、低階、女性、黑人或混血。不是來搶工作就是犯罪。若將波多黎各的古巴及多明尼加移入者類比與台灣的外籍新娘、大陸新娘或外籍勞工同樣也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相似處是,對於外籍新娘,多數人印象即是低階,出賣身體以換取經濟保障,甚至假結婚真賣淫;針對大陸新娘,除了對於一般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外,還會加上是否是中共滲透台灣情資的恐懼;最後,外籍勞工的處境更差,低階男性,與台灣勞工將飯碗,甚至年資一到不回國而成為犯罪隱憂。相異處則是,波多黎各對於這些移入者是不見於民族論述建構中,相反的,撇除大眾的刻板印象,台灣政府近幾年來積極的將外籍新娘及其下一代納入政策考量中,譬如「新台灣之子」此一術語的出現。只是,關於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建構,仍是停留在「四大族群」,而不見「第五族群」,亦即外籍新娘背後所在現的南洋移民文化資產。

        波多黎各後現代主義派批評傳統民族主義論述的侷限,相同的,台灣某些團體也提出相同的看法。然而,即使是挑明傳統民族主義論述的侷限,是否即表示這些民族主義的論述一無是處呢?又或者,在民族國家尚為國際政治根本基礎的現實環境下,無國家民族主義的追求必須承擔道德上的譴責?抑或後現代主義批評者有何具體的見解以突破無國家民族的困境?

三、波多黎各的diaspora經驗是否突破Anderson關於nation的定義?

        基於幾點說法,Jorge Duany認為波多黎各diaspora的經驗挑戰了Anderson對於nation的定義。筆者歸納如下:

1.      主權上:作者認為即使波多黎各沒有主權,但是這些diaspora雖身在美國但卻未被美國同化,還自認是波多黎各人。

2.      語言上:既使這些diaspora不再使用西班牙文,但他們自認自己仍是波多黎各人,使用英語是基於功能性的雙語需要。

3.      領土上:超越波多黎各本島,雙重的家鄉(dual home base)維持波多黎各的認同。另外,Sánchez的作品《The flying Bus》生動的比喻波多黎各人去或回到紐約就像跳過池塘一樣(jumping across a pond)輕而易舉。

4.      文化上:文化符號跨越政治的邊界,既使沒有公民權,其不同的民族性仍旺盛的成形。是文化而非政治扮演型塑集體認同的重要角色。

Anderson對於nation的定義如下: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它是想像的,亦即既使每一位成員互不認識,但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他是有限的,亦即他們的邊界是有界線的,不會將自己的民族包含全人類。它是有主權的,亦即是一主權國家。最後,民族被想像為一個共同體,亦即,儘管內部成員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7]。波多黎各diaspora的經驗是否真的成功的挑戰了Anderson的定義呢?

        筆者認為作者並未成功的超越Anderson的看法,以下4點分析:

1.      主權上:既使這些diaspora自認是波多黎各人,作者又何嘗知道這是屬於民族的(national)層次呢?還是族群的(ethnic)層次呢?

2.      語言上:既使這些diaspora不再使用西班牙文,對於Andersonnation的定義,只要一群人想像他們是一個共同體即可,與使用何種語言無關。有趣的倒是,島上的波多黎各人並不認同這些diaspora,他們將diaspora視為他者(Other),並在文學作品中挖苦他們使用雙語或英語。

3.      領土上:雙重的家鄉(dual home base)仍舊設想有一個波多黎各島,為想像、連結的對象。亦即,終究無法超越有界線的邊界的想像。

4.      文化上:既使沒有公民權,波多黎各的民族性仍會形成,然而,人們很難定義到底是民族性(nationality)還是族群性(ethnicity)?

        基本上,作者並未超越Anderson對於想像的共同體的定義。首先,既使作者認為波多黎各的diaspora超越了法律上的邊界,但那也因為波多黎各是美國的殖民地,因此他們比其他主權國家要進入美國領土來的容易。沒有主權獨立的事實,要斷定波多黎各disapora是基於民族性(nationality)來抗拒美國,還是停留在族群性(ethnicity)的認同是很模糊的。其次,作者並未去討論diaspora同化於美國的案例,有失偏頗。第三,作者未深入探討為何知識份子的論述無法引起大眾的共鳴卻以移動中的民族(nation on the move)來解釋現象。雖然作者有略提島上某些人想併入美國的想法,但仍無深入探討是何種因素導致民眾沒有呼應於政治獨立的訴求?最後,若依照Anderson的定義,民族是被設想成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那麼作者要如何解釋波多黎各島上的知識份子排除這些diaspora於民族論述建構之外呢?甚至波多黎各也曾辯論過這些diaspora能否參與獨立公投?

四、結論

        波多黎各與台灣有幾點相似處,首先,兩者都是島嶼,因此兩邊的傳統民族主義論述者都曾以島嶼的孤立性來強化其論述。第二,語言民族主義,兩邊的文人知識份子都相當重視語言作為民族主義論述不可獲缺的地位。第三,後現代主義派的批判,兩座島嶼都存在著後現代主義者,針對各自的民族主義論述進行批判,論調都不脫離:傳統的民族主義論述將會忽視內部的差異。更甚者,有些人強調在全球化的情境下,民族國家是名存實亡。第四,兩座島嶼同樣的都在美國帝國主義霸權統治之下,不同的是,波多黎各是美國的殖民地,而台灣在法律上不是。

波多黎各與台灣差異處在於,波多黎各建構西班牙的文化資產以抵抗同化於美國的命運,而台灣建構其文化民族主義的要素卻經常脫離不了「中國的想像」。批評著常提出的論調即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建構的語言或文化,其實都是來自於傳統中國的淵源。因此,台灣在這一方面的困境,比波多黎各更加複雜。

        總之,研究自己所在地理的歷史,若能借鏡於相似處境的經驗,將會為我們的研究帶來更大的視野與啟發。

五、參考資料

Duany , J.2000Nation on the move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Puerto Rico and diaspora. American Ethnologist, 271, 5-30.

蕭阿勤.1999. 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 台灣社會學研究(3, 1-51.

安德生.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睿人, Trans.. 台北: 時報出版社.


 

[1] 此處福爾摩沙指台灣。

[2] 關於Miroslav Hroch民族運動3階段中文介紹,可參閱蕭阿勤所寫之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1999),刊於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三期第7頁。

[3] 本書無英譯本,中文翻譯是筆者自行翻譯。

[4]請參閱蕭阿勤所著之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1999),刊於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三期第11頁。

[5] 台灣內部某些左派及女性主義團體的論點。

[6] Creole指具有純粹的歐洲血統,但卻生在美洲。

[7] 參閱中文版《想像的共同體》,pp10-12